财政收入逐步回升

　　今年上半年，受疫情反复等超预期因素冲击，再加上实施大规模增值税留抵退税，财政收入压力较大，收支矛盾较为突出。随着一系列稳经济宏观政策发挥作用，经济持续恢复发展，财政运行也逐步好转。统计显示，1月份至9月份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剔除留抵退税影响后同比增长4.1%，较前8个月提高0.4个百分点。

　　“经济与财政一体两面。三季度以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水平逐步回升，一是大规模留抵退税基本完成，二是经济韧性充分展现、企稳上行，三是国有资产使用及盘活力度加大，推动非税收入上升。”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罗志恒分析，剔除留抵退税影响后，9月份国内增值税增速边际提升，表明前期一系列稳增长政策对经济回升起到支撑性作用。

　　今年以来，我国实施新的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助力减轻市场主体负担、稳住宏观经济大盘，政策力度空前。数据显示，截至9月20日，合计新增减税降费及退税缓税缓费超3.4万亿元。其中，通过实施留抵退税，已退到纳税人账户的增值税留抵退税款超2.2万亿元。

　　“持续落实落细稳经济一揽子政策，特别是在税费支持方面坚持制度性安排和阶段性政策并举，实施大规模留抵退税，制造业、中小微企业受益尤为突出，有效提振了市场主体信心。”北京国家会计学院财税政策与应用研究所所长李旭红说。

　　剔除留抵退税影响后，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多个主要反映市场主体经营状况的税收指标呈现同比增长趋势。“这反映出通过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我国宏观经济逐渐呈现出恢复性增长态势。”李旭红说。

　　目前，大规模留抵退税集中退付任务基本完成，退税冲减收入因素明显减弱，财政收入增长预计能保持较好态势。

　　重点领域保障有力

　　今年以来，我国保持较大支出强度，安排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6.71万亿元，比上年扩大2万亿元以上。同时，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优先支持已纳入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重点专项规划等重点项目，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加大对科技攻关、生态环保、基本民生、现代农业等领域及区域重大战略的支持力度。

　　统计显示，1月份至9月份累计，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9.04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6.2%。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彦锋认为，为了应对疫情冲击和各种超预期因素的影响，积极财政政策持续发力，在实施退税减税降费的同时，保持较强支出力度，对稳定经济大盘发挥了重要作用。

　　值得关注的是，民生等重点领域支出得到有效保障，其中，教育支出增长5.7%，科学技术支出增长14%，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6.9%，卫生健康支出增长10.7%。“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成为财政支持的重点领域。”白彦锋说。

　　李旭红分析，前三季度财政支出不仅执行力度加强、进度加快，而且对于民生、科技、卫生健康等领域的支出呈增长态势，进一步夯实了经济结构优化的成果，为我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保障。

　　今年以来，我国大力推动财力下沉，支持基层做好“三保”工作。在中央本级支出已连续两年负增长的基础上，2022年中央部门支出继续安排负增长，下降2.1%。统计显示，前三季度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5014亿元，仅占全国财政支出的约13%。“中央部门坚决落实过紧日子要求，压减自身支出，通过转移支付弥补地方收入减少，地方支出占比大幅提升。”罗志恒说。

　　财政政策持续发力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财政工作进行了一系列重要部署，特别是强调要健全现代预算制度、优化税制结构等。下一步，积极的财政政策如何持续发力？财税体制改革如何向前推进？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已基本上建成现代财政制度。在财政领域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核心在于厘清政府与市场边界，合理界定政府职能范围，向全社会提供基础性、普遍性的公共产品和社会服务，释放并激发市场主体与全体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冯俏彬表示。

　　冯俏彬认为，要进一步建立健全现代税收制度，形成政府、企业、居民的合理分配机制。“一方面要保证国家有足额财政收入，另一方面要进一步优化税制、简并税种，适当降低税率，做好对全社会的激励机制。”

　　“贯彻落实好党的二十大决策部署，要在健全现代预算制度、优化税制结构、完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等方面加大改革力度，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贡献财政力量。”白彦锋说。

　　近期，稳经济政策中各项财政政策措施正加快落实。财政、货币等政策加强配合，形成政策合力，巩固经济恢复势头。比如，依法盘活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限额存量，用好5000多亿元专项债务结存限额；对制造业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前期缓缴的企业所得税等“五税两费”，9月1日起期限届满后再延迟4个月补缴，涉及缓税4400亿元。此外，支持用好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推动重要项目有序落地，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

　　罗志恒认为，下一阶段，积极的财政政策需要加大调控力度，提前谋划财政增量工具，平衡稳增长、防风险、落实基层“三保”和支持国家重大战略等多重目标。同时，加强财政、金融、产业政策间协调配合。（《经济日报》记者 曾金华）